(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邓小平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